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引人瞩目的论战，这就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玄论战”，不仅是20世纪中国哲学论争的焦点，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哲学尤其是文化哲学的走向。无论是回眸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脉络，还是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走向，都无法回避对“科玄论战”这一极富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的诠释与解读。
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演进看，“科玄论战”的爆发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为论战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背景，而中国走向近代（或现代）的过程，则构成了其更加广泛的历史前提。实际上，“科玄论战”是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是东方文化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是西方文化派。随着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深入展开，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相继参加论争，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玄学派与科学派的观点进行批评，从而形成了论战的第三方——唯物史观派，遂使论战发展为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三家争鸣的格局。因此，“科玄论战”实际上将“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中国现代的保守主义派文化哲学（以现代新儒家为其主流）、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中国现代的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之阵营的营垒分化得更加明确。
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的主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力主划清科学与玄学（人生观）的界限；第二，反对科学万能，而不反对科学；第三，“欲提倡宋学”。毋庸置疑，这三点对于后来的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就科学与哲学的划界问题而言。自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凸现了科学与玄学（哲学）的划界问题之后，这一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现代新儒家发展的历程来看，在现代新儒家中心开启性人物熊十力来看，要发展科学和哲学，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划界，区分两者各自的对象，确定两者不同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熊十力对科学和哲学的划界，是对“科玄论战”的总结。此后，冯友兰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套真际与实际的理论，说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贺麟提出了哲学思考文化就是要研究价值问题的主张，从而在科学研究自然、哲学研究人生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哲学所应采取的文化——历史方法，使现代新儒家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次，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来说，如果说，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将主要的精力用来理清科学与哲学的分野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接续了“科玄论战”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批判的话题，从而迎合了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科学主义批判的潮流，他们力图区分“科学”与“科学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牟宗三极力反对“科学一层论”和“泛科学主义”。在他看来，在“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必有一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这不是科学的对象。这就是道德宗教的根源，事实世界以上或以外的真善美之根源”。徐复观与牟宗三一样，也十分强调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在他看来，价值世界比科学世界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科学世界，常常要在价值世界中去追溯其源泉，并反转来成为满足价值世界的一种手段。”因此，从根本说，人的生活的本身，不是在科学世界，而是在价值世界。价值世界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最后，就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的致思倾向来看，可以说，“科玄论战”是现代新儒家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张君劢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论战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塑了现代新儒学的致思方向。
与玄学派力主划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不同，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则强调科学与哲学的联系。然而，科学派对科学和哲学统一性的肯定，其前提是科学的泛化与实证论化，。这种出发点，使科学派常常从确认科学与哲学的联系，引向哲学的科学化，在对人生观进行阐释时，这一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观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一方面主张科学万能，要取消玄学。他认为，说科学是万能的，不是说科学的材料和科学的结论是万能的，而是指科学的方法在各个领域都是普遍适用的。既然科学方法是万能的，因此，只要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生问题，科学的人生观就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丁文江又认为科学的性质是“存疑的唯心论”，从而给玄学留下地盘。“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张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后来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的发展。一方面，他们的科学方法泛化的主张，使得他们在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问题时，夸大了文化的时代性，从而导致全盘西化的立场。从胡适的全盘西化到第二代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殷海光的西化论，即是明证。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辈的科学主义立场受到了后继的自由主义新生代的批评。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来看，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崩溃，使那些曾经浸淫其中的人们产生了剧烈的焦虑与不安，所以急需一项确定的信仰来消除他们的焦虑与不安，这是中国“科学主义”兴起的主要因素。林毓生特别提到胡适过分渲染的“科学主义”是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从而导致“科玄论战”的结果，是流行的科学主义对科学保持的形象，不但未能提供对科学的本质及其方法更切实的领悟与理解所需的资源；相反地，它剥夺了中国公众获得这项领悟与理解的机会。林毓生对“科学主义”兴起的原因的分析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科学派与玄学是在同一架构中思维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他对“科学主义”后果的分析，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必然遮蔽科学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的“科学”大旗的维护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在当时中国科学十分落后、封建主义文化非常盛行的情况下，科学派反对玄学派贬低科学的方法，提倡“玄学”或“新宋学”，而主张“科学的人生观”，无疑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思想启蒙，这也是科学派在这场论战中所以能得到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的重要原因。
在“科玄论战”中，尽管陈独秀、瞿秋白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出现，但事实上却充当了科学派的同路人。在科玄两派之间，他们显然更同情并接近科学派的立场和观点。在论战中，陈独秀坚决反对张君劢、梁启超的观点，同时也不同意范寿康的先天的形式说和任叔永的“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说法。陈独秀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这次论战中也暴露出了对唯物史观作科学主义解释的倾向，如他把实用主义和唯物史观都说成是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他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有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倾向，他对科学之威权的强调，对科学万能论的护卫，等等。瞿秋白在“科玄论战”中基本上也是持科学主义的立场。通观瞿秋白的论述，他的科学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否定了历史中的偶然因素，走向了机械决定论；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因果解释模式的泛化。同科学派一样，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认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这显然是把科学理性独断化了，从而与科学派宣称的“科学万能”没有原则区别。
“科玄论战”对中国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科玄论战”中，唯物史观派对形形色色的唯心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批判，宣传了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科学地解决人生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人生观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二，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在论战中对科学与玄学关系问题的解答，也明显地表现出科学主义倾向。他们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学背景。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主要积淀和浓缩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中。这主要表现在有关价值论的问题长期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视野之外，“实践”范畴始终未能溢出认识论、知识论的范围，对辩证法的唯科学主义理解，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以自然主义和发生学的态度纠缠在作为物质总体的自然界的“先在性”问题等等。正是这种哲学诠释的科学主义化，从而使得作为科学指导的理论长期落在实践的后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随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再认识的逐步深入，教科书体系所代表的科学主义解释传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从而导致对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重新发现和创造性解释，弥合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两分的鸿沟，以便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与互动，推进了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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